会。
在一般情况下，到大官家做幕僚当官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升迁也并不是很快，但是也有一些特例。就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马周，就是投靠常何门下做幕僚升成大官的。在唐·趙璘《因話錄》有一个记载，说有一个叫李石的，原来是虞承宣的门生，但是他在幕府里面没有过几年，就因为向朝廷奏事被朝廷给相中了，于是，就给他赐了紫服，很快升了官。当他穿紫色衣服的时候，那个虞承宣还穿着绯色的衣服。唐人的官职高低往往是从衣服的颜色来进行判别的。门生已经当了高官，而他的老师还在幕府里呆着。当上大官后的李石也组织了自己的幕府，一个叫崔铉的在他的幕府里面做幕僚，没待多长时间，崔铉就被擢拜翰林，第二年，竟登上了宰相的位置。
由此可见进入幕府当幕僚能快速升官的虽然不多，但是因为它真实地发生过，所以就对广大的文人士子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就不难看出，古代很多文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参加幕府了。因为入幕以后，为日后入朝做官创造了条件，它无异于在文人面前展示出了一条绝不亚于科举考试的辉煌道路。
除此之外，文人热衷于入幕还有非常现实的一面，就是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的处所，并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历代考进士的考生都是非常多的，每年有一两千人。但考上的人很少，大多数都名落孙山，那么这些落第的士子怎么办？对这样一些在寒风苦雨中匆匆来去的落第举子来讲，他们的生活应该是非常之艰难的。摆在他们前面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回到家乡，继续苦读，以待再考；另一条就是寻找安身之处、效力之所，既借以解决经济问题，同时又通过实际事务的磨炼增长才干，以图以后进入朝廷。显而易见，后一条路更具有现实性，更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于是借着入幕来解决衣食问题，进而实现自己未竟的愿望和理想，就不能不是唐代众多文人竞相选择的一条路途了。
唐朝散文大家韩愈就是先由考试不得，后三次进入幕府才走上当官之路的。贞元八年二月，韩愈又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终于以第十三名登科。当年同榜登科的共有三十二人，那一榜被称为“龙虎榜”。这一年，韩愈是二十五岁，正是意气风发、急欲参政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一年的十月，他参加了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初试的时候，他已经和李观、裴度三个人一起被选上了。不料在上报中书省复审的时候，他被博下，被黜落，而由另一个人来取代他。韩愈知道这个情况之后非常气愤，但是为了入仕，他还是压下了火气，为下一年做准备。到了第二年，也就是贞元九年，他再一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结果仍然是事与愿违。到了贞元十年十月，韩愈第三次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结果仍然没有被录取。
十年求官，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最后只得到一个进士的虚名而未捞得一官半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韩愈仍然没有对求官之路心灰意懒。从正月到三月连续给当时的宰相写了三封信，请求宰相援引。可能是宰相太忙，或者像他一样给宰相写的信多如雪花，亦或这时的韩愈还不够谦虚，还不懂为官的圆滑之道，语言不足以打动宰相大人，结果韩愈向大人物求官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遭受到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之后，韩愈带着一颗布满伤痕的心离开长安回到家乡，过着“朝食不盈肠，冬衣才掩骼”（唐·韩愈《县斋有怀》）的生活。早上吃饭，肚子吃不饱，冬天穿的衣服刚刚把自己的躯体给遮蔽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套拉拢（14）
于是，在这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高傲的文化人终于提出了要依附王公贵人的观点。韩愈自己写到：“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
文人，特别又是一个饱学之士，一个理想高远的志士，终于醒悟，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去依附于王公大人，谄媚于王公大人，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只要观念改变了行动就变得理直气壮。于是韩愈很快就向王公大人们靠拢了。这种靠拢方式就是上面说到的入幕府，说白了就是做“食客”。
韩愈的第一任幕府主人是汴州刺史董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三月，兵部尚书董晋出任东都留守。东都留守的职责是总理洛阳军民、钱谷、守卫等事务，相当于东都军政的一把手。
韩愈的运气来了——经人推荐，他结识了董晋。董晋欣赏韩愈的才气，有意提携他。这年七月，宣武军（驻开封）节度使李万荣病死，董晋调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到汴州上任，带上了韩愈，提拔他做了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负责刑狱司法工作。这一年，韩愈29岁。至此，满腹经纶的韩愈总算当上了官，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没过多久，韩愈的幕主董晋逝世了，韩愈就扶着他的灵柩，送到他的家乡去。幕府发生兵变，这时候韩愈的家小还在幕府中，所以他非常焦急。等了几天，看到兵变逐渐停息，他就悄悄地跑回去，把自己的家小接出去，离开了汴州。
有了第一次入幕府当这种不在编的官员经验后，韩愈很快就又谋求到他的第二任幕主。他进入了徐州张建封的幕府做了节度推官。在张建封的幕府里面，由于张建封对他的幕僚要求非常地严，韩愈远不如在汴州的时候那样从容，那样闲暇。所以他常常和张建封为了管理得过于严格而发生争论。他曾经给张建封写过一封信，说是你让我们大清早、天不明就要入幕，晚上到了日落我才能回去，这不是待贤之道，我受不了。在几次争论之后，韩愈就决计要离开了。离开后，韩愈觉得以自己积累下的能力远不止做个边远地区的门客，就赶赴京城再次向朝廷求官，这次韩愈得到一个“四门博士”的头衔，但这并不是一个官，相当现在的一个大学里的副科老师，是一个闲职。但这多少还是让韩愈进入了中央朝廷官员的编制。为了能实现报负，也让自己手中有些实权，韩愈第三次开始巴结和谄媚王公大人。这次巴结的是京兆尹李实，也就是京城的市长。
这次攀得高，韩愈自然也下了不少功夫。京兆尹是京城最高的行政长官，位置特殊，是皇上眼前的红人。唐德宗宠信李实，让这厮当了京兆尹。大家建议韩愈奉承李实，是想让李实在皇上面前为韩愈说个好话，以求得官。
韩愈首先就为这个李实写了篇歌功颂德的美文《上李尚书书》，信中韩愈大胆恭维李实说：“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未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我来京城十五年了，见到的公卿大臣很多，但还未见过像您这样爱国如家的呢！又说：“我非常仰慕您，即便我早出生千百年，也会敬慕李大人！能在这个时代遇到您，真是太幸运了！谁不想追随您，为您效犬马之劳呢？”
这马屁拍到家了！很肉麻。李实读了信，非常高兴，立即向皇上推荐韩愈。36岁的韩愈马上就由四门博士晋升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纠察百官，正八品下，品秩虽低，权力却很大。韩愈的谄媚之功完全没有白费。
官场自古就是一个人人想吃的大蛋糕，想进入的人很多，进入的途径却很少。从一开始的游说跑官到后来上征下举，这些路子不仅窄，而且严格。就算到了后来，国家实行公平的科举考试给想为官的人拓开一条更宽的路，但能挤上这条路，进入官场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因为在国家规定的考试及第后，还有一个试用期和一系列的考试。在这期间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常常那些文采了得、中了进士的人仍然会望官兴叹。于是小人物想当官，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念，见机行事，先靠拢王公大人们，依附于他们再长官，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幕僚也是官场上 “官”系网的一条通路。清朝时，一个地方长官到任时，就随身带来自己的一整组工作团队，办理政务的有自己私人聘请的各类师爷；执行重要政务、办理具体事务的有私人招募或由人推荐来的各种仆役，如看门的“门房”、管理公文发送传递的“签押”、管理仓库的“仓场”、执行征税的“税务”、跟随长官左右的“跟班”、外出接洽的“执帖”等，统称为“长随”或“长班”。本地政府机关现成的由书吏、衙役组成的班子再也不能发挥正常的公共职能，都必须听命于“内衙”的指挥。
清末官僚曾国藩幕府的盛况，让当时的人们赞颂不已。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国藩幕府，集天下优秀之士83人，薛福成本人尚未列入。后世学者统计则超过薛福成的统计数字。80余人中，大部分都是一些不出名的小人物，后来却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里面就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十余人。
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小人物通过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如何璟、孙衣言是翰林院编修；倪文蔚是庶吉士散馆分刑部任主事；李瀚章是知县。更为突出的是，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国藩反用文士将兵，异军突起，运用他们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发挥了比武将更大的作用。随着曾国藩的不断提升，这些幕僚可谓是“鸡犬升天”，许多人到最后被保举为封疆大吏，他们多数是由曾国藩大力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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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多人不怪（1）
封建时代，“礼”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官场政术，更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上级享有某种“福利”，这种“福利”包括物质性的“利”，比如礼品、礼金；也包括精神性的“福”，比如尊敬。但送礼必须要有艺术性与科学性。
●礼品就是人品
我们都知道戚继光是民族大英雄，可是却不知道戚继光还是一个会送礼和收礼的官场小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张德信在说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时，指出戚继光的好朋友王世贞记述过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为了取得上司张居正的欢心，戚继光曾不惜重金购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则说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狗肾给张居正送去了许多。
戚继光家虽世代官宦，但并不富有。作为一品武将，年薪也不过一百多两银子，哪里有财力时时购“千金姬”？虽无史料证明他怎么拿钱，但他既会向上司进贡，下级也不会不向他进贡，照收就是了。
戚继光来义乌招兵时，正好在西门戚宅里碰到义乌戚姓戚孟满，叙起族谊，说戚继光上祖从义乌迁安徽定远已十三代了。临别时戚继光赠给戚孟满古铜五事一副，云锣一面，玉杯一只，金百两，并命建戚氏族祠。当时戚继光还是个参将，年薪肯定不到一百两银，但他赞助建戚祠就拿出了百两白银。戚继光同俞大猷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时，俞遭严嵩、赵文华诬陷，说他“追击不力，纵寇南奔”，要下狱处死。戚继光筹集了三千两银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这三千两银子是怎么筹集的？这类例子太多了。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有钱好办事，无钱寸步难行。
戚继光想实行“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理想，完全靠自己的文才武略是不行的。俞大猷比戚继光正直，但屡次被罢官，甚至下狱，就是例子。他为了同身居要职的顶头上司及同僚中的文官搞好关系，保住自己的兵权，不能不牺牲自己的人品，委曲求全，曲意迎合张居正等贪财色的高官。戚继光是十分讲究策略的人，如果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如何去消灭倭寇，保国家的平安？如果戚继光不这样做行吗？要驾驭时势，左右逢源，必须讲究策略，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来运作，这就是戚继光的过人之处。
官场上，上司有所好，下属没有不办到的，礼品是最直接的打通方法。俗语说不打笑面人，即使自己对上司还一无所知，只要把礼品先送上，保证没有办不成的事。
唐朝的张固写了一本叫《幽闲鼓吹》书，其中卷五十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唐时期，京城发生一件大案，牵扯到不少官员，但因为有人暗中活动，所以迟迟不能结案。有一天，宰相张延赏想起此事，非常愤怒，便召见司法官吏，当面下令：“此案已久，限在十天内审结。”第二天上午，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