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张延赏想起此事，非常愤怒，便召见司法官吏，当面下令：“此案已久，限在十天内审结。”第二天上午，张延赏来到自己办公的地方，发现书案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三万贯，请不要过问此案。”张延赏大怒，当即把纸条撕了，又下令下属督促审理此案。可隔天去办公，见书案上又出现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钱五万贯”。张延赏更是气愤，下令限在两日内审结。又过了一日，桌上又有了一张纸条，写着：“钱十万贯。”张延赏摇摇头，叹了口气说：“钱至十万，已经可以通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我怕由此得祸，只能不去管这桩案件了。”
礼多人不怪（2）
这个故事就是“钱能通神”的掌故。钱能通神，所以在官场上，各种小人物都忙着借各种名义给上司送礼。
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知府钱普早早就命人专门为张居正制作了一顶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还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钱普是无锡人，正好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这个知府亲自为他烹制的美味后，很是满意地称赞知府钱普：“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在官场里，礼品还可以定人品。潘祖荫是咸丰时期的进士，历任工部、刑部、礼部尚书，最高时做到军机大臣。一次在军机大臣任上，是个节假日，诸多官僚到他家里玩麻将，边玩边扯白话，扯到了某地方提督。潘祖荫对这人满口称赞，说此人忠肝义胆，德才兼备。
官员李文田听了有些好奇，就问潘祖荫：“此人有什么功绩？”潘祖荫说：“不太清楚。”李文田又问：“此人的长相如何？”潘祖荫又说：“没有见过。”这就奇怪了，不知其功，不曾见面，却说这人德能勤绩很高，潘祖荫为何会赞美此提督呢？潘祖荫自己说明原因：“此人送我的鼻烟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就凭一个鼻烟，潘祖荫就对没有见过面的地方提督人品作了这么高的评价，而那个地方提督也就获得了京都大官潘祖荫如此的美言。由此可见，鼻烟这个礼品在官场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对这一点，送鼻烟的地方提督肯定也深知此礼品的重要性，要不然也不会选上等的礼品献给潘祖荫。礼品定人品，这还只是礼品在官场上的作用之一。
●制度化送礼
我们先从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说起。明朝中后期，一位官员到某地方担任县令，第二天就贴出了一张告示。这告示跟工作无关，而是一份通知书。告示说：明天是本老爷的生日，本老爷非常喜欢热闹，所以衙门上下的人一定要来，但前提是不许送礼物。告示一贴出，衙门里的书吏、杂役纷纷聚在一起猜测这告示背后的含义。一些初入官场的人简直就想拍案称快，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清官；只有在官场呆得久的一个书吏微微笑着说道：“这礼肯定是要送的，如果不让送为何还要出告示，告诉我们他的生日？”书吏、杂役这才醒悟过来，点头称是。于是大家凑钱铸了一个金鼠送给了这位县官，果然，这位县官大喜，说：“我夫人小我一岁，是属牛的。”大家听了心里全都明白，看来过不了几天就得给县官送一头金牛了。
在会心一笑的同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笑话背后其实隐藏了官场的一项规则。官场上的小人物，倘若不知道这一规则，是不可能混好官场的。这一规则就是：绝大多数上司大都喜欢收礼。其实，自从有了官场，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下属要向上司及上司衙署人员馈送钱财礼物。平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逢年过节，或者上司举办什么喜庆事，如贺寿、迎娶、生子等。礼物是一定要送的，而且是不能少送的。
礼多人不怪（3）
在中国帝制时代，官场上的一些小人物每个月都要给上司送礼，此外还有一些“突发”的礼要送，比如上面那个县官的生日。年节时就更要送了。不过这个时候的馈送一般都有一定“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确定数目。《官场现形记》有下面的记载：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在按规矩送礼这件事上，《官场现形记》中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新任知州瞿耐庵“于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当中的应酬，并没有少人一个，而且笔笔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上司，必须要有孝敬上司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腰带，四处借贷，也要按时如数奉上。
官场上有句话叫：“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由此可知，孝敬上司的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清时有一个官员说他在陕西粮道任内馈送上司的详细情况：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
当然，不仅仅是上司的礼要送，同辈份之间送礼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他家做寿，明天他家死人，每个月总要有几宗，这就要大家一起凑份子，凑的钱称为“份金”、“份子”。这些同寅间的应酬被认为是“礼不可废”的规矩。《春曹仪式》记有清代礼部衙门中关于此项规矩的一些内容，如：“终岁，同旧僚公会。仪司约旧僚官尊者，敛分举行。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表面上看，“凑份子”是人情往来，但在官场中，这种人情有着权力因素，所以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规矩，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事。一首主题为“凑份子”的诗这样写道：“同官同乡请份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重请份子原应该。”由此可见，交份子或多或少，反映了官场之中朋友情谊的深浅。
在帝制社会，既然官场应酬如此之多，礼之厚重不言而喻，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清朝官员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当地为了招待这位前上司，既备酒席，又请戏班，还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一万两银公款。要知道，此人已经不是官员了，居然还受到如此优待，可想而知，那些在位的官员如果下一次基层，基层官员该拿出多少钱来。
最典型的就是钦差出巡过境，相对于朝廷派来的特派员，其在皇帝面前一言就能决定一个地方官的进退，所以无论你在地方多么位高权重，都成了小人物。钦差一来，小人物就是出大血的时候了。张集馨曾就此记过一笔账：钦差到省之前，首府（省衙门驻地的知府）先填好借支单，到布政使衙门请借接待费二万两银，事毕之后再将经费分摊给各州县，大约每次的摊派总额为三五万两银。钦差出于代表朝廷的身份不肯接收礼金，于是，地方官还要派人直接送到京城钦差的私宅，向来如此。
礼多人不怪（4）
即使不是皇帝的特派员，就是过往的要员，地方官也是不少出血的。还是那位张集馨，曾在其著作中记录了一份详尽的日常应酬情况。当时他担任陕西督粮道（相当于财政厅长）一职，由于督粮道这个差事很肥，所以，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他来负责。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做了哪些行政工作，篇篇都是官员、官场规则的文字。下面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大人记录的迎送要员情景：但遇有要员到境，督粮道便跟随将军（大军区首长）、巡抚（省长）等上司到官厅迎接，送至公馆休息，然后张灯结彩，请戏班、备酒席。每次都要请两班戏，酒席备五桌上席，中席十四桌。上席必备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陕西西安由于气候原因，活鱼很难得，一尾大活鱼值四五千文钱（约三两银，400多元人民币），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都是贵重难得的东西，亦必设法求购，否则客人就会认为这个督粮道太抠门。这样的聚会是非常热闹的，一直要折腾到深夜两三点钟才散。散后，主人将喝得摇晃的客人送出登轿，逐次揖送，还要派下人持着主人名帖，到各公馆道乏，表示辛苦。次日，客人起身，又送出城外，并馈赠盘缠，盘缠之多少，依客人官职尊卑而定。每次宴会，连戏价、赏金、酒席杂支，一般都要二百余两银，当然，这还没有包括送给客人们的路费。
张大人在其著作中写道，一年当中，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还要请省城的大小文武官员看戏喝酒。但是如果十天半月，没有过往的客人，他就必须主动邀请人家了，被邀请的人包括两司（布政使与按察使）、盐道（相当于省财政厅副厅长）等等，不如此，则不足以联络感情。
这样算下来，张大人一年的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
名目繁多的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一大陋规，虽然很多官场中人很无奈，但不得不承认，通过送礼，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所以要送礼，就是因为有人喜欢收礼。明朝有位可恶的官员就特别喜欢收礼，他叫鄢懋卿，其生性奢移，甚至用彩锦装饰厕所，用白银装饰便溺器皿。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基本工资可以支撑的，所以他必须要收礼，有时候还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下级官员进行敲诈。如果有哪个官员没有伺候好他，并孝敬他一大笔银子，就会遭到报复。他外出视察时，经常与妻子同行，专制成五彩舆，让十二个女子抬着，道路上人们看到无不惊骇。鄢懋卿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员纷纷竭力逢迎。在一次视察山东时，山东历城县令薛礼勤，因不肯屈从其淫威，竟被他借故当场砍了脑袋。
中国历史上如鄢懋卿这样强行收礼的上司多如牛毛，更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有些官员特别奇怪的礼都会收。唐朝有位叫元载的宰相，可能是小时候穷怕了，当他成为宰相后，拼命地收礼要礼。在他被绞杀灭门之后，朝廷从他家中抄出大量的金银珠宝、钻石玛瑙、古董玩意，房产多处，可是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八百石胡椒。在今人眼中，这不过是一种调味品，可在唐朝，这可是高级消费品，唐朝不产这个东西，只能靠进口。有人计算过，唐时一石重为现在的79320克，那么八百石就是现在64吨。任何人都知道，这些胡椒肯定不是一日之功能积蓄起来的。是哪些人物源源不断地给元载送这么多的高级胡椒呢？当然是那些官场小人物了。宋朝时的权臣蔡京很喜欢吃一种腌的食品，于是抄家后，朝廷发现他家中有三间房子里放的满满的都是此物。这个东西怕是比胡椒更难存放，但是依然有满满的三大间房子里放满了这种食品。这肯定不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他不会买这么多守着。明朝的大贪官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特别喜欢女色与金银。家中所用的器物，可以用金银铸造均不用其他材料，最变态的就是用黄金浇注裸女，用白银浇灌女性的生殖器状的恭桶。能用黄金做器，可以说黄金不是一般的多，而这么多的黄金肯定也是当作礼品收到的，因为皇上发给严嵩父子的工资绝对打造不了金人。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贪”的清朝官员和坤，穷苦人家出身，最后位居人极。在乾隆这个号称是最圣明的“十全老人”的庇护下，家资豪富天下。嘉庆上台后抄了他的家，其家产折合白银约八亿两，相当于当时朝廷十一年的财政收入，所以才有“和坤跌倒，熹庆吃饱”的话。八亿两，到底有多少官场小人物给和坤送礼，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