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能获释。如果被判有罪，他们会直接被送去坐牢，刑期长度也和成年人相同。
我在某些囚房的窗口看到一些人影。窗户是深色的，所以我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只能看到头和躯干的轮廓。我听到“砰砰”的敲击声，原来是这些犯人在敲着窗户，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走到最后面的一栋建筑，杜安带我进入一个黑暗的楼梯间。在我们身后的铁门关上时的一刹那，我感到一股幽闭的恐惧涌上心头。我们爬上楼梯的顶端，杜安在黑暗中摸索着，开了另一道锁，开启了最后一扇通往这个辖区的门。
这段通过院子和铁门的旅程颇富戏剧性，但进入管训院的室内后，我的第一印象却是毫无特别之处。里面没有一根关犯人的铁栏杆，只看到大约二十几个男孩坐在塑料椅上看电视。他们穿着清一色的橘色制服，几乎全是拉丁裔或黑人。其中有几个转过头来看我们，但大部分都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上播放的一部警匪电影。他们双手环抱着大腿，一排排整齐安静地坐着。一个穿着军队工作服、黑色短上衣和靴子的警卫，站在不远处监看着这群男孩，另外两名警卫则在一间有厚玻璃的办公室中聊天。虽然这里的犯人很多，而且大部分有暴力前科，但令我惊讶的是这些警卫没有一个携有武器。
杜安走向穿军服的白人警卫，向他介绍我是来写作班参观并演讲的作家。那个警卫一脸漠然，眼光始终停留在这些犯人身上，连向我们点个头致意都没有，我们的到访显然并不受欢迎。过了好一会儿，警卫才对着男孩们吼着：“写作课时间到了，参加的人现在去拿上课用的东西，然后到楼下厨房集合。”
男孩中有四人站了起来，双手紧握在背后，慢慢地走出房间。这群男孩面无表情，走路时眼睛一直看着地上。他们回来时，手上都拿着棕色的讲义夹。杜安和我跟着他们走进厨房，里面有一个水槽和一些架子，四周没有窗户。等到警卫一关上门，这些小犯人如僵尸般的表情顿时放松了。他们就像普通的学生准备上课一样，拉出椅子，打开活页夹，同时小声地交谈着。在这个只比衣橱大些的房间内总共挤了六个人，但这些男孩表现得好像我完全不存在似的。然而他们很有技巧地忽略我这个访客，让我虽然自觉像个隐形人，却不会感到自己很不受欢迎。
此时我也觉得有些紧张，因为杜安提过，他班上所有的学生都被控谋杀罪。虽然他们未满18岁，但都有着成熟的壮硕身材，四人中就有三个站起来比我还高。我不记得是在哪里听过，暴力罪犯（还是狗？）不喜欢被人直视着眼睛，这样会令他们觉得受到挑衅。我可不想被误解，所以尽量不和他们做视线的接触。但我眼睛该看什么地方呢？这就像在拥挤的电梯内，要不去盯着某个人一样的困难。最后，我只好盯着这些男孩的手瞧。
这些男孩中有两个是拉丁裔，一个是黑人，另一个是白人。那个白人男孩的样子最让我害怕。他留着光头，虎背熊腰，臂膀和手上都是刺青。我看着他，暗自揣想他会不会对旁边的同学有种族歧视，搞不好他心里正在不爽，随时会引爆一场战争。
杜安打开他的背包，将铅笔和黄色的横条簿发给学生。（杜安告诉过我，铅笔在这里是违禁品，犯人不可私自收藏，以免被当作武器使用。）他随即向大家介绍：“这位是我的朋友马克，他是一位职业作家，正在写一本小说。他书里的人物有一个是少年犯，但他不知道怎么写才能让这个角色生动些。我想你们也许可以帮上忙。”杜安说话时，隔壁交谊厅里的电影似乎正播到精彩处，房间回荡着刺耳的枪响和爆炸声。然而杜安的学生们对这些声音似乎置若罔闻。
“既然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上课时间，”杜安提议道，“你们何不先朗诵自己的文章？我想让马克听听你们的作品。”
这群男孩打开了各自的讲义夹，拿出作文之后就不再有任何动作。教室里的画面看起来活像一群人在大热天穿着泳装跑到游泳池，却硬生生在池畔停住，彼此左顾右盼，就是没有人要第一个下水。我以为杜安会指名某个学生发言，但他好像一点儿也不着急的样子，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让学生自己处理僵局。最后终于有个拉丁男孩动了动身体，开口问道：“那谁要先开始念？”
“就你先念好了，小白。”
“对啊！快念吧！”
“拜托，换其他人先念好不好？”
“才不要呢！就是你啦！好哥儿们！”
这个叫小白的男孩咂咂舌，皱起眉头说：“好吧，那我就先念了。”他拿起面前的一份稿子，转头对杜安说：“可是我的结尾写得不太好喔！”
杜安听了只是沉思地拢拢头发，一语不发。小白叹了一口气，坐直了身子，把面前的稿子再举高一些。“我的名字叫小白，”他说完后清了清嗓子，身体挪回椅背，并把文章放在跷起的腿上。
尽管我谨慎地垂下视线，还是注意到小白扭动身体和清嗓门的动作，是企图转移大家对他双手的注意力。他就像要上台表演般，紧张到双手剧烈地颤抖，几乎要握不住他的作文簿。小白朗读的声音也一样在发颤，但他仍强迫自己念下去。
云
云，只是一个字眼。而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谁先把蓝天上飘浮的这些白色形体称为云的呢？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这和我的生活毫无关联。我以前从未花时间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就只是这样静静地看着它们。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和帮派兄弟们到处鬼混和在围墙上涂鸦。我太专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以致于对四周的美好事物都不屑欣赏。当然啰，那时的我不要说对别人了，连自己怎么样都不在乎，怎么可能去关心一朵云呢？
在我思索这些问题的同时，我领悟到自己改变了很多。我从这扇涂写了一堆帮派名字的窗户看出去，看到一朵可爱蓬松的云，正缓缓地飘过天空。我心想，这朵云要到哪里去呢？它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它为什么可以像一艘船般完美地在天上漂流，底下却没有任何支柱呢？是靠谁的意志或力量，让这朵云能持续地越过这样美丽的蓝色天空呢？
我永远不会知道这朵云的去向。它有一定的目的地吗？会不会有个我认识的人，也正在看着这朵云？我绝不可能问任何人：“嗨！你不会碰巧在五点左右，看到一朵蓬松的白云飘过天空吧？”被问的人可能给我肯定的回答，但我内心深处明白，他们看到的绝不会是同一朵云。天上有太多美丽的云了，不可能明确指出哪一朵才是我说的云。
我就像在宠物店外瞪着小狗的男孩，看到远处有几朵云正在连成一片。而窗上密密麻麻的字句，让我无法看清大自然这个神奇的景象。我收回目光，转而看着窗上的字：法拉科帮、眼镜蛇帮、索特帮、海狮帮、疯车帮……这些帮派的名字让我陷入了回忆。一年前的我除了围墙上的涂鸦之外，其他什么也看不到。我回想自己的行为后恍然大悟，原来加入帮派的这五年来，我竟错过了这么多东西。我不曾欣赏过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种种美好事物。过去我受到帮派的催眠太深，就算仰望着蓝天，我的视线仍然只停留在窗上的这些名字上。
想到这里，一股失望的心情涌上心头。因为我知道，从前的那些兄弟们，有一天可能也会被关到这所囚房里来。他们也会从这窗户看出去，但只注意到窗上这些帮派的名字，而永远不会欣赏到外面一朵云的美丽。此刻的我，至少已不会为一些愚昧无稽的事来烦心，而是能怀着感恩之情，凝视着窗外的一片云朵。
博物馆之旅
小白的文章令我感到十分震撼。那晚杜安和我离开时，我的心仍因此而剧烈起伏着。我们走过院子时，杜安指着不远处站着的一个女人，她有着短短的白发，戴着金属框眼镜，正和一群天主教会的义工们谈话。
“那位是郝修女，”杜安说，“她就是说服我来教写作课的人，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有什么疑问，问她就知道了。”
郝修女一看到我和杜安，就和义工们道别，朝我们走过来。“你一定是马克，”她说，“我们很高兴你能够来参观。”
郝修女快七十岁了，但外表看起来足足年轻了至少二三十岁。她有着动人的微笑和悦耳的嗓音——我应该对她立刻有好感的，但她既是修女又在管训院工作的身份让我有些迟疑。她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一部叫作《越过死亡线》 （Dead
Man
Walking）的电影。我其实没有真正看过这部电影，但晓得它的内容很不合我的胃口。
即使在这部片子里苏珊莎兰登饰演为罪犯付出心力的修女（她因此得了奥斯卡奖），它仍然引不起我的兴趣。问题在于故事的情节：一位修女祈祷上帝给予指引，许愿终身奉献给需要帮助的人们。修女后来遇见西恩潘所饰演的一个杀手死刑犯而决心帮助他。我想不通的是，除了这个可恶的冷血杀手，难道没有更需要她帮助的人吗？因此我在录像带出租店改租了另一部《杀无赦》 （Unforgiven）来看。
这才是我想看的电影！虽然这部片子也是探讨复仇意识的具有道德性争议的问题的，但当片尾克林伊斯威特喝醉酒，努力追捕那个滥用私刑的虐待狂时，观众都是支持他的！如果片中出现个修女讲一堆大道理来劝阻他的话，观众可能会感到非常不满。
“你对写作课的印象如何？”郝修女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问道。
我回答说：“ 和以前我上过的写作课很不一样，我相当喜欢。”
修女听了似乎很高兴，但仍然紧盯着我瞧。她的眼神让我想到四个字：柔中带刚。这是中国武术家用来形容力量的词语，表示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
“那你觉得这些学生的文笔如何？”
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试着不让激动的心情表露得太明显。我提醒自己，虽然这些孩子的文笔令我刮目相看，但他们可都是少年犯啊！老实说他们的写作技巧并不纯熟，乍看之下更是错字连篇！但我扪心自问，他们的文辞前后一致吗？写的主题是否对他们真正有意义呢？写作的方式能不能吸引读者？作品可以反映出他们真的在“思考”吗？答案都是肯定的。而且至少在课堂上，没有人用低俗的字眼批评别人的母亲！如果我以前教的学生像这些孩子一样努力的话，我现在可能还愿意继续教下去也说不定。我就这样滔滔不绝地告诉郝修女我的感受。
“你告诉这些孩子你的想法了吗？”郝修女问我。
“告诉了啊！”
修女先前拘谨的态度顿时改变，她热烈地对我说：“你可能无法想象，这些孩子在这种地方听到你的赞美，意义有多大！今晚你可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我们朝停车场走去的路上，郝修女解释她在这所管训院传教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少年司法单位以处罚代替感化的趋势，让她觉得光是教会的力量并不够，于是她暂时放下传道的角色，全心推动教育倡导和策办义工服务的工作。而修女最投入的活动，是她和一位叫韩凯伦的作家共同创办的写作课程计划。这个计划才实行了一年，仍在草拟阶段，而杜安开的课已使参加人数增加了一倍。郝修女还向我保证，总有一天要让管训院内的每一个辖区都成立自己的写作班。
“ 我们这项计划的主题，是打开心里的盒子，目标是透过写作，让这些年轻人有机会表达自己，并知道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凯伦和杜安不会规定学生该写些什么，也不在课堂上抨击帮派、犯罪或毒品的不是。两位老师的责任只是‘聆听’。他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将个人的想法写出来。成果你也看到了，你大概没想到关在这种地方的孩子会写出这样的文章吧？”
我们走到停放的车旁，郝修女拿下胸前的识别证放回皮包里。“ 注定该发生的就会发生。你必须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被别人强迫的。”她对我说。
“什么决定？”我问。
“我先跟你说好，即使你一个月只能抽空来上一两次课，我们也可以配合的。千万不要觉得有压力。”
一旁的杜安笑了。
和修女谈完话之后的那几天，我的确一直试着不要被任何压力左右我的思考。我还换了本新的记事簿，写下我内心的挣扎：
不想蹚这趟浑水的理由——
万一有个学生没有父亲，对我这个老师产生过度的依赖，获释后跑到我家来要我帮他戒毒或脱离帮派，我该怎么办？
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