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这首诗的灵感。
我来到路的分岔口
选择走看起来是正确的路
这条往左的岔路
结果引我到了错误的旅途
我没有心理准备
就要接受命运的挑战
我过着自己选择的生活
而我唯一知道的方式
似乎让我陷入更深的泥淖
我在路上遇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事物
也失去了一切最亲爱的东西
但现在一切已经太迟
我已无法回头
我只是一个该死的、穿着橘色制服的高危险罪犯
还能怎么办
主啊！求你帮帮我
“伦德，下一个轮到你了！你几乎从来没有念过耶！”
“我写的是一篇日记，不想念出来。”荷西说。
“让我看看。”维特说。荷西把作文拿给他的好友，维特先是默念了一遍，然后在没有征求荷西的同意之下，大声地开始朗读。荷西半推半就地试着把作文抢回来，但徒劳无功，只好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对着王彬猛弹橡皮屑。
我曾经做过一件事，刚开始很开心，觉得做了一件对自己很好的事。但过了三个礼拜后，我一想到这件事，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好像有什么东西缠着我，让我常常在半夜惊醒，全身被汗水湿透。我甚至连做梦都梦到这件事。我一直在想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要造成其他人的痛苦？想到这一点我就非常难受。
现在我为我伤害过的人们祷告。我感谢上帝，帮助我了解到在外面时的所作所为，全是不值得的。我相信从今以后，我会做得更好。
维特想把作文还给荷西，但荷西说他不想要。“干！我写的都是些废话！”荷西说，“我们不管到哪里，最好还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这样至少不会被别人恶整！”
戴尔含糊而咬牙切齿地说：“有哪个蠢蛋……想整我……不是我就是他……会死得很难看……我是……认真的！”
“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事，”达克说，“我的个子比较小，没办法应付所有人。万一有人想非礼我怎么办？”
王彬向我解释，这就是大家都不想去成人监狱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在监狱里，要脱离帮派很困难。”维特说，“没有人想蹚浑水，但我们都是菜鸟，一定要为帮派做事来换取保护，就算不甘愿也得做。”
“就像我弟的情况。”荷西说，“他才到监狱一个月，那些帮派大哥就把一根铁柄从门下塞进他的囚房，命令他去教训一个告密的家伙。我弟只好照办，否则会被那些老鸟宰掉的！”
“我们早晚都要面对这种事，”维特说，“这就是现实。无论我们有多么想改过自新，也没办法。”
荷西指着大家对我说：“你看到了吗？这个班上有黑人，亚洲人，还有麦兹和我这两个拉丁人，大家来自不同的族裔，但是都相处得很好。等我们到了监牢里，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存在了。”荷西把纸笔推给我，然后把他的讲义夹也交还给我。“你可以把这个讲义夹送给别人。我反正快要关禁闭了，那里是不准带私人用品的。”
“荷西下个礼拜就要被判刑。”维特告诉我。
“这里的生活很好，”荷西说，“大伙儿一起读书，上写作课，还有话剧表演之类的活动。但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也不会改变命运，到最后大家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荷西说完后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外面的交谊厅，葛先生问他要回图书室上课还是回到自己的囚房，他选择了后者。
多谢了，仇恨！
“如果你可以出席，我相信对凯文的意义一定很大。”郝修女从她小小的厨房对我喊着说，“但你已经为这些孩子们做了很多事——不用觉得你有义务要做得更多。”
郝修女住在一个两房的公寓里，所有的家具都是在二手货的店里买来的。她唯一最奢侈的家当，是挂在墙上一张加框的宗教仪式乐谱，还是公元12世纪的古董。它是观护局在50年代时获得的捐赠品，作为管训院中新设教堂的装饰。原本附在乐谱上的丝绒背板，随时光的消逝而逐渐显得破旧，最后因教堂整修而面临被丢弃的命运。郝修女怀疑它的年代比大家想象的要久远得多，便打电话给观护局的局长克礼先生（也就是来参加过写作营的那位前任牧师先生）。克礼先生抢救回这件艺术品，仔细检视一番后，和修女有了同样的结论，不过他没有把作品收藏在观护局，而是当作礼物送给了郝修女。
郝修女从厨房出来，把手上拿的饼干和咖啡放在我面前的一张矮桌子上。我有沙发可以坐，而修女则是双腿交叠坐在地上，一派长期练就而成的自在与闲适。
“我必须警告你，”修女对我说，“如果你去听凯文的审判，可能会让你感到心碎。一旦你看到我们的司法系统是怎么对付这些孩子的，就很难再继续抱有希望。”
事实上我还没有主动要求出席凯文的审讯会。我只是路过修女的家，进来和她讨论小说的最新定稿，我的这本书描写一位卡梅尔教派修道会的修女，而仁慈的郝修女愿意先试阅并给我建议。然而与修女交谈时，话题的转向总是出乎我的意料且非常具有建设性，我已经习惯并开始喜欢上这种对话的模式。
“审讯会在哪里举行？”修女问。
“托伦斯法院，在长堤附近。”
“噢——要开车到那里实在太远了，而且塞车会很严重！不行，这样太辛苦你了！”修女低头看着点心盘，突然笑了起来，“看看我做了什么？我把咖啡壶拿了过来，却没有拿杯子！你等我一下。”她站起来走进厨房，“你要不要奶油和糖？我连问都还没问你呢。”
“如果方便的话。”
我听见修女打开冰箱，“用牛奶代替可以吗？”
“这样更好。”
“我希望你尝尝我做的那些饼干。”
修女拿着杯子和小碟子回来，还拿了一个装满脱脂牛奶的罐子，以及一个起码装了五十包糖的碗。
“凯文这个可怜的孩子，”修女边帮我倒咖啡边说，“我可以想象他现在一定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又没有父母在旁边支持。但我每次看到这孩子，他总是表现得愉快又有礼貌。”
“凯文能参加写作班实在是太好了！”我说。
“而且他真的很喜欢上这门课。你还有时间吗？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修女再次从地上跳起来，走进较远的一间房间，是她的办公室兼卧室。她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装满了信件的档案夹。修女拿出其中一封信交给我。“我请一些孩子把他们这些日子以来上课的心得写下来。管训院最近有一些改变，情况不太乐观，我们必须更努力才能让教育计划继续实施。这些孩子写的信，可能是支持我们坚守理想的力量。”
敬启者：
自从我加入了马克老师的写作班，我发现自己的生活有许多改变。写作帮助我对其他人敞开了心灵，并有更豁达的心胸去接纳别人的意见。写作也让我发现了许多以前从不自觉蕴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由于我受到的法律指控，社会大众认为我是个“冷酷的罪犯”；其实没有人了解我真正的一面，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直到写作帮助我探索自己的灵魂，把真正的本性吸取了出来。我的写作老师马克不断给我帮助和鼓励，并尽他所能地为我们这些人做了很多事情，远超过一个老师应该做的。他是我们的朋友。我很高兴自己有幸能参加写作班，这是我最值得珍惜的人生经验之一。
凯文杰森
1998年8月5日
“看到了吧？”修女说，“你已经为凯文做了很多，不用担心审判的事，可能会拖拖拉拉好几个星期的。你可以出席他最后的判决听证会，只需花一天的时间，这对凯文而言就已经是够好的了。”
我离开郝修女的家后，便直接前往托伦斯最高法院。在我之前的一位访客，因不愿接受金属探测器的搜查被拒绝入内，而我则通过了警卫人员的盘查，进入法庭。凯文的两个阿姨都坐在旁听席上，她们告诉我审讯还没有开始。
检察官罗丝小姐一身端庄的打扮，金发在脑后整齐地梳成一个髻。她的表情非常严峻，但年纪其实非常轻，我猜她只有二十几岁。而罗丝小姐的对手，被告的辩护律师保罗肯尼先生，却和她相去甚远。肯尼先生是个吨位超重的中年男人，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头发也该剪了。他不时地拿起一个很大的塑料瓶喝水，一副轻松的样子，但看起来不怎么令人有信赖感。他的模样让我联想到一种体型庞大、友善而短腿的看门猎犬。
凯文坐在肯尼先生的旁边，穿着粉蓝色的西装，别了一条深黄色的领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橘色的囚服或内衣以外的穿着。他看起来非常紧张而消沉。我在休息时间走到凯文的座位，并向他的律师自我介绍。
“喔！是你！”肯尼先生说，“我本来要回电话给你的。但我一直忙着准备这个案子，找不出时间。”
我再度向肯尼先生表达出庭作证的意愿。
“如果凯文败诉的话，在判决听证会上才会需要你这样的证人。现在我们先把注意力放在争取胜诉上面吧！”
审讯一开始是检察官罗丝小姐的发言，她描述三名被害的黑人少年在命案发生时，本来正要离开一个购物中心的附设电影院。凯文杰森和他的女伴以及另一对朋友，也刚好从停车场走向电影院。当双方人马擦身而过时，发生一些言语的冲突，随后便扭打成一团。凯文朝三名被害人开枪，其中两名男孩分别是胸口和臀部中弹，不过都活了下来。但是另一位叫兰登托克的孩子背部中枪，在医护人员赶到时已经不幸身亡。
枪击案发生后，凯文和朋友们开车离开事发现场。但他们没有四散逃匿，而是到了另一家戏院打算看同一部电影。因为错过了放映时间，他们只好开车回原路。一名托伦斯市的警察根据命案目击者的描述，认出了凯文一行人的车子，便跟踪并拦下他们。警察在凯文的后座位子下找到了凶器。那天晚上凯文在警局接受盘问，承认是他开的枪。
罗丝小姐告诉法官，她可以提出证据证明，这场枪击案毫无疑问是一项冷血的谋杀，不是出于自卫或过失杀人。“而一切的起因为何？”她说，“是因为彼此挑衅互殴，还是红、蓝帮派之间的斗争？是为了表现勇气，还是只想炫耀？事实上什么也不是。”罗丝小姐强调被害人是在没有特殊理由下被谋杀的，因此被告凯文罪无可逭。
轮到辩护律师肯尼先生发言时，他先承认这是一宗艰难的案子，但坚持法庭必须根据证据，而非情绪化的愤慨来评断这个事件。
肯尼先生对案件的了解是：三名被害人以为凯文是红血帮的成员，于是他们走近凯文身边时说了一句：“兄弟，最近混得怎么样啊？”这句话在我们听起来似乎无关痛痒，但对帮派分子来说，带有一种挑衅的语气，凯文对这句话没有做出回应，而三名男孩又说：“活得还好好的吧，老兄？”这句话也是具有严重的挑衅意味，很容易挑起双方的流血冲突，甚至有人因而丧命。
凯文故意不理会这些话，以避免双方的对峙，但那三名男孩仍不罢休，还重重地打了凯文的脸。凯文在无路可退的惊慌下才拔枪的。他原本不想伤害任何人，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开枪。
“这是一宗自卫杀人的案件。这个年轻人有权开枪保卫自己，不受敌对帮派的伤害。”
在接下来的审讯之前，肯尼先生走到法官席与法官讨论一项程序问题。我看惯了电视上演的法庭戏，原以为当天会有很多听众，但座位席上几乎是空空的。除了凯文的阿姨以外，算算房间里只有六个人。一位是地方报纸的记者，而我猜想其余的听众都是被害人的家属。
审讯继续进行，法官传唤了当晚和凯文在一起的两名女孩之一。女孩声称自己看到凯文被打后就转身逃跑，她只听到背后有枪声，但什么也没看见。当他们进入车内时，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她也不知道车里藏了一把枪。检察官指出女孩的证词，和当晚命案发生后她对警方的供词有几点出入。但女孩坚称她不知道，也不记得那晚说了什么。她似乎为了必须出庭而感到很恼怒。
午餐之后，凯文的女伴被传到证人席上。她指证被枪杀的男孩说了好几次挑衅的问话，但凯文没有回应，那个男孩就故意问得更大声，还对他们吼叫。女孩说她想把凯文拉开，以免双方打起来，但三名男孩阻止了她，并打了凯文的脸。她像另一个女孩一样立刻转身逃走，所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