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然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应该从属于它。
只有在战争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才可以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然而，正象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观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mpanel（1）；
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让我们想一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经讲过的，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概念性来认识每次战争，而且时常——在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各个部分不能分离的右庇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借以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政治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制订的战争计划就会象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就此较容易和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就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比较充分，历史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再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如果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只能认为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
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应该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根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象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军事观点来进行判断，那确实是荒谬的。而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荒谬了。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尽管今天的军事非常复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的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只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完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如果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
当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有害影响时（人们是常常这样说的），他们所说的实际上完全不是他们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对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图来说就只能对战争发生有利的影响。当这种影响同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正象一个人用不十分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正确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常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这种情况经常不断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然而，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很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决不认为，当君主本人不亲自掌握… 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者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可以成为杰出的首相。
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质。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质。至于军事知识，那是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很好地予以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没有比贝利耳兄弟和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更糟的了，尽管这三个人都是优秀的军人。
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如果没有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但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必费很多的时间就能决定各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而且这种做法证明是完全行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端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够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1794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执行恐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结束本章。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欧洲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由于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优秀军队的技巧有一部分已丧失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于是，人们自然就认为一切错误的计算似乎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十分明显，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局限在这个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但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使它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宽广的视界观察事物的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的确是如此，然而，只有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偶然发生的和可以避免的，那却是错误的。
另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国家的政治所起的暂时影响中得到解释。
然而，人的智力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这种不幸究竟是产生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很明显，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弓Ｉ起的。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
假设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以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想根据这一结果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能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国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到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但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
政治家当时所相信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因此它不能纠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第七章 有限目标的进攻战
即使在不能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一个直接的积极目标，当然这个积极目标只可能是占领敌人的一部分国土。
占领敌人一部分国土的利益如下：可以削弱敌人的国家力量，从而也削弱它的军队，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我们的国家力量和军队；可以把我们进行战争的负担部分地转嫁给敌人；此外，在签订和约时可以把占领的地区看作是一种纯利，我们或者可以占有这些地区，或者可以用它换到别的利益。
占领敌人国土的主张是十分合理的，如果不是进攻以后必然出现的防御状态常常会使进攻者不安的话，这种主张本身就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我们已经详尽地说明了这样的进攻会怎样地削弱军队，并且指出，在这样的进攻以后，会出现一种后果危险而令人担心的状态。
我军由于占领敌人的地区而受到的削弱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所占领的地区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区越是等于我国国土的补充部分，也就是说被我们的国土所包围或者同我们的国土相毗连，越是位于我军主力的方向上，我军受到削弱的程度就越轻。在七年战争中，萨克森是普鲁土战区的一个自然的补充部分，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占领这个地区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这是因为萨克森距离西里西亚比距离马克还要近，同时还掩护着马克这个地区。
甚至1740和1741年腓特烈大帝一度占领的西里西亚，也没有削弱他的军队，因为西里西亚就其地形、位置和边界的状况来看，在奥地利人没有占领萨克森以前只是奥地利人的一个狭窄的突出部分，而且这个两国发生接触的狭窄地区又位于两军进行主要打击的方向上。
相反，如果占领的地区位于敌国的其他各地区的中间，位置偏远，地形不利，那么，军队就会受到显著的削弱，因而敌人不仅很容易取得会战的胜利，而且可以不战而胜。
每当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进入普罗凡斯时，总是没有经过会战就被迫撤退的。法国人在1744年没有打败仗就撤出波希米，这对他们来说还是幸运的。腓特烈大帝于1757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曾获得辉煌的胜利，但1758年用同一支军队却没有守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总之，占领地区使兵力受到削弱，因而军队不能守住所占领的地区的例子是常见的，所以没有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了。
因此，是否应该把占领敌人地区作为目标，这主要取决于有无守住这个地区的希望，或者暂时的占领（入侵、牵制性进攻）是否足以抵偿为此而付出的力量，特别是是否会遭到猛烈的还击而完全失去平衡。至于在每个具体场合决定这个问题时需要考虑哪些问题，我们在探讨顶点一文中已经谈过了。
只有—点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明。
这样的进攻并不总是能够抵偿在其他地方所遭受的损失的。当我们占领敌人的部分地区时，敌人可能在其他地点采取同样的行动，而且，只要我们的行动并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敌人就不会因而被迫放弃他的行动。因此，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必须考虑：我们在其他地方受到的损失是否会超过在这里获得的利益。
即使两个地区的价值相同，敌人占领我们一个地区使我们遭受的损失也总是大于我们占领敌人一个地区所获得的利益的，因为占领敌人的地区会使许多力量成为冷火①而不起什么作用。不过，对敌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这一点本来不应该是重视保持自己地区和轻视占领敌人地区的理由。但事实上却正是这样的理由。保持自己的地区同自己的关系总是更密切些，而且，只有当进行报复可以带来显著的利益，即大得多的利益时，进行报复才能消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抵销自己国家所遭到的沉痛的损失。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有限目标的战略进攻同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比较起来，对不在进攻直接掩护下的其他地点更不能不进行防御；因而也决不可能象在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中那样在时间和空间上充分集中兵力。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