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木森森的南大校园里又多了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如此丰富的人文主义氛围中，他自由地汲取他需要的知识的营养。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他一头扎进故纸堆，翻遍纸张发黄的书刊报纸，陈年积淀的灰尘沾黑手指熏黑鼻孔。他开始“研读海德格尔、萨特、尼采、福科，对‘身体哲学’感兴趣，想把‘身体’搞成一个具有本体论意味的哲学概念”（葛红兵）。阅读，思考，写作，他不舍昼夜。
勤奋苦读之余他遍访古城南京，明孝陵、中山陵、秦淮河、明城墙——“这是南京最美的地方，但也是最容易让人感伤的地方，我看见明代的城墙在1999年的秋天长满了爬山虎，晦暗地矗立在深秋的风中。”（葛红兵）——尽染六朝烟水，结交江浙名流，他和南京（还有上海等地）的“新生代”作家过从密切。那几年，南京浪漫喧哗如同塞纳河的“左岸”，对文学的痴迷使一群激情青年疯狂地聚集在一起——1993年，葛红兵就开始了对新生代作家的研究工作——“研读他们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葛红兵）。
有人撰文说：“在对于新生代作家的解读中，葛红兵的文字是最贴切深刻的。”“对于70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和另类女性写作的解读是那样文采飞扬、才情流溢。他的解读绝非那种纯学者化的干瘪的剖析，而是融入了他本身的热血和体温”（《葛红兵现象剖析》•；《文学自由谈》2002年4月，戈雪）。
南京大学读博三年，他发表论文六十余篇，连续两年以本专业第一名成绩获世川良一一等奖学金，并于1996年获得黄侃学术一等奖。离开南大的时候，他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新锐评论家，在1998年11月《作家报》的一篇报道中，他已经被列为新生代评论家的代表人物。“不管你做什么，你都必须是最好的”。他给自己压力，因为他知道，这种自由的时光在他的一生中并不会太长久，学生生涯很快就要结束，青春和生命对一个人来说非常有限，对此，他有着比常人更为敏锐的感觉，所以他感到忧虑。
之后有一年，他回到南京大学，站在那一幢灰砖绿瓦的老式钟楼前，久久地，他沉默不语，那一天，太阳的光影在阔大的校园草坪上飞快地移动，在他的眼里，那就是时间。
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98年，葛红兵以优异成绩从南京大学毕业，获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他的才华得到当时湖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兆鹏先生的赏识。那一年的七月，高涨的长江水位还未完全退下，葛红兵带着简单的行李和1000册书，乘船逆江而上来到武汉。
在湖北大学，葛红兵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正式登上大学讲坛，他还未满三十岁，留在学生记忆中的印象永远都是一个“朝气勃勃充满阳光的大男孩”（湖大学生），一个在讲堂上才气横溢，讲堂下温文儒雅的年轻教授。他的一个学生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像葛老师那样！”无论在海门师专，还是在湖北大学，以及后来去的上海大学，他总是被他的学生视为偶像，许多学生都会以葛老师为榜样，激励自己的人生奋斗。
葛红兵在武汉只待了一年，在这个城市，他感受到了院校以及文坛的朋友们真切地关爱。白云黄鹤的故乡终究未能留住他如黄鹤般地飞去，夏秋冬春，短短的四个季节，在他人生旅途中飘忽而逝。1999年7月，葛红兵离开武汉来到上海，执教于上海大学，2001年评为文艺学教授，属中国高等院校为数不多的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同年，担任上海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上海有人撰文说：“葛红兵是作为人才从南京引进上海，人称一匹黑马”。他在武汉整整一年的时光就这样轻易地被抹掉了。也许，在他自己的记忆深处，这一段时光并没有消失——在葛红兵的自传体随笔小说《我的N种生活》中有这么一段话：“由此，我想到我的恩师王兆鹏先生对我的帮助。他们（指他一生中遇到的好老师）都是真正的人，他们帮助我获得自由，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人身上的，他们知道帮助一个人自由才是真正的帮助。他们的宽容和仁德让我感佩，他们的伟大的灵魂对我永远是一种感召。”
2003年春，在接受上海教育电视台的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及：“你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定位”这一个问题时，葛红兵说：“我想可能两个吧。一个是作家，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小时候我就想，如果成为一个作家，我可能会很有价值。因为我从小就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跟周边的人不一样，这种愿望非常强烈，一直到现在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个教师。我想跟学生在一起，跟一些很年轻的孩子们在一起，然后看着他们渐渐地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在我的眼睛里越来越成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人生有意义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事业成功人士，在拥有了批评家、作家等众多的社会头衔之后，他仍然愿意选择教师为他的终身职业，说明他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上海大学校报记者采访说：“葛老师，第一次来上您的课的时候，真是觉得景象壮观。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早早的来到教室，还有这么多人在门外因为没座位而没法进来。”因为学校学生对他的选课率，上海大学专门修改了原先选课系统。有一次，150人容量的班级，居然有两千多个学生选择上他教的这一门课。有人这样描述葛红兵的教学：“他音色洪亮，上课慷慨激昂，发言自有气势，这是年轻的资本和年轻的无穷潜力。” 另一个学科的学生说对他说：“（我们学科的）老师建议我们来听听你的课。他说你的思想很新潮、很新锐，敢说别人不敢说的东西。”上海大学有研究生说：“正如政治家崇敬毛泽东；文人崇敬鲁迅；我崇敬我的老师；永远！”渊博的知识，新锐的思想，风格别具的教学方式，以及近十年来在学术界和文学界所取得的令人目眩的成就，奠定了葛红兵在高校的地位，在他的学生的心目中，他是无可取代的。
新生代批评家的沉浮
武汉作家邓一光说：“我觉得葛红兵是一个坏小子。他是一个太不守规范、一个反秩序、而且以反秩序为乐的写作者。”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上，葛红兵注定要成为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很多人都是自文坛“悼词风波”以后才开始注意到他，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以新生代批评家的身份在文坛上显露出锐利的头角。
早在1991年，他在扬州大学读本科，就以“文学史学”系列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关注初露锋芒，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1996年，他在南京大学读博期间获黄侃学术奖，那一年他二十八岁。1997年，他提出了“相对主义的批评观”，引发了一系列学术争鸣；1998年，他提出“身体型写作”及“个体性文学”等文学批评概念，至今仍然为文学批评界激烈论争的话题；1998年10月出版了学术专著《“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其后不久，他的“新生代小说研究”的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葛红兵是国内最早关注新生代作家的文学理论家之一，是国内最早一批对新生代作家进行个案研究和以及群体定位的批评工作者。经他评论的作家有韩东、鲁羊、朱文、毕飞宇、何顿、李冯、海力洪、朱文颖、魏微、棉棉、卫慧、丁天、李洱、刘继明、张执浩等40人左右。他的那些评论文章的文风也是独具一格的，学者杨剑龙在一篇文章中说：“他从前辈学者那儿学习学院派批评的扎实与深刻，他又以新一代学人的姿态追求批评的流畅与灵气，他的论文文字的随意与洒脱，可称为‘新感性批评’”。2000年，一批七十年代生新生代作家在中国文坛上声名大燥，有人寻觅其源头，戏称葛红兵为“新生代教父”。葛红兵的作为批评家的声名和新生代作家的沉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2001年，葛红兵在上海发表文章：《跨国资本左右下的中国当代的写作》，对他曾经给予过极高评价的新生代作家及其作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此文遭到被批评者的激烈反驳，他也被媒体称为“新生代作家杀手”，他也因此失去了很多作家的友谊。作为批评家的葛红兵是苛刻的，他只为内心的感受写作，只为内心的文学理想写作，而丝毫没有顾及到自己在人世间的处境。
1999年12月，葛红兵在《芙蓉》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的文章，引发世纪末中国文坛的轩然大波，全国数百家纸面媒体介入了有关此文的论争，论争白热化的时间持续一年之久，至今“硝烟”仍未散尽。
“悼词”中的一些尖锐激烈的观点属此次文坛大论争的焦点，即作者对于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文人及作品的总体性的悲观评价，葛红兵也因此被人称为“骂评家”和“酷评家”。其中有持反对意见者以《为炮制悼词者出示红牌——致葛红兵》（红孩）为题，对“悼词”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更有人投公开信于中国作家协会，称“我们”怎么能“纵容这种对中国近百年文化艺术的一笔抹杀？对鲁迅等文化巨匠的辱骂与嘲讽？”
2000年一直到2001年的夏天，那一段时间，葛红兵经历了一次沉痛的思想历程。当初，他只是想用一篇文章将自己钻研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一次情感上的总结，只是想更为真诚坦白一点地表达一下个人的见解和看法，以这样一种相对自由的表述方式。但是，他没有想到竟然引发出如此激烈的后果。对手的攻击和谩骂，朋友的误会和疏离，周围的世界一夜之间变得陌生，他感到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孤独和痛苦。
任何事物都会有它不同的两面，关于“悼词”的评论也是一样。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开放变革的时代，新时代精神强调的是进取与包容。在一片甚嚣尘上的反对声音中，有学者站出来提出与“主流舆论”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有评论家说：“葛红兵正是在世界优秀文学的宏观参照系下，立足于文学本体观作出的否定性评价，或许他的某些表述欠妥，但其基本判断是成立的”（刘川鄂：湖北大学教授）。有评论界人士认为：“悼词”的意义就在于道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偶像的黄昏”，说：“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渴求偶像又制造偶像的历史时间，而这种以偶像为中心的精神文化活动，曾经上演了一幕幕悲喜交织的戏剧；那么，二十一世纪则应以历史的清醒理性宣称：偶像的黄昏已经来临。这是一个大众狂欢、消解神圣的世纪。尽管我们渴慕寓言世界的‘大师’，然而真正的大师依然没有出场。葛红兵博士的‘悼词’，其实也蕴含着这样的哲学智慧：悼词其实是期待新生的音乐”（颜翔林：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2003年，在接受上海教育电视台的采访中，葛红兵回忆这一段经历，他说：“（当）你对这个世界当中你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你憎恨的东西，抱以大悲愤、大愤怒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冲突。因为你所憎恨的，可能正是别人所喜欢的；你所不喜欢的，可能是别人用终身的精力去追求的……突然有一天，你的评论出现了悖反，然后那些终身以此为事业的人，会觉得你摧毁了他们的一个信念，那么这种大憎恨，就会追加到你的身上；然后就会导致对你人格的怀疑，对你整体性的怀疑，这种怀疑真的曾经使我非常痛苦。”
1998年，葛红兵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文学史学》专著，该著作的体系性、理论性、创造性上被学界高度评价，认为该作已初步建构了独立的文学史学科体系（孙德喜：武汉大学博士，扬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方面，作为第一个出版《文学史学》专著的理论工作者，他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学学科理论的奠基人之一。2000年11月，经受了痛苦的思想洗礼，葛红兵出版了他的又一部文学评论集《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书中更进一步地阐述了“相对主义批评观”及“身体伦理学”的文学批评立场。2001年6月，出版批评文集《轻快的柔板》；2002年4月出版思想随笔《心灵的课堂》；2003年5月，出版《葛红兵文集•；卑贱的真理》、《葛红兵文集•；赤裸的心脏》两卷，同时出版了演讲稿文集《横眼竖看》。自此，他已经在国内文学批评领域以自己特行独立的视角和富于创见的思维，打破森严顽固的传统学术理念，奠定了自己的批评理论基础，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代表性的新生代学人之一（汤拥华先生在《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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