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六个月，她和丈夫到美国投靠表亲。她丈夫从事建筑行业，是个工程师，他和武雄一样，在昨天被送走。她的两个孩子和亲戚一起，更早一天离开。她的亲戚和礼子一样，是第二代日本移民。
弘子一整天都没去卫生间。火车终于在半夜停下时，她有些憋不住了。车外很黑，四周没有房屋。他们在枪口下被驱赶下车，让他们去解手。附近没有卫生间，没有树，没有遮挡，还有男人看着。要是在一个月前，考虑到个人的尊严，她死也不会去的，但现在，她顾不得了，像别人一样，她不得不解手。她极为害羞地回到车上，团坐在角落里，仍然抱着自己的箱子。此时，她几乎想到这箱子还有什么可保留的价值。如果她被处决，她根本就不需要礼子放在她箱子里的那条裤子，或者她带着的厚毛衣，或她父母的照片。她还有一张彼得的照片，这是在武雄将照相机上交之前给她和彼得拍的。他站在她的身边，她那时还穿着和服，很害羞的样子。这似乎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她很难相信他们才认识三个月，更难相信过去的生活多么平静。他们在家里生活，开着汽车到处游玩。他们有朋友，有工作，有计划，有梦想。现在，他们失去了一切。
她昏昏欲睡，列车又停了下来。这时，天空已经露出鱼肚白色，她不知道是几点钟。卫兵打开车门，车外冰冷的空气涌进车厢。她一下清醒过来，大家也都挣扎着站起。外面有人大喊大叫，他们看到更多的卫兵，他们在用枪指挥人们下车，人们赶紧照办。弘子在跳下车时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有个妇女微笑着扶了她一把。她的笑容就好像是在黑暗中闪出的一束阳光，弘子感到她并非孤独一人。
“上帝保信你。”那个妇女用标准的英语说。
“上帝保佑我们大家。”有人在附近加了一句。这时，刺刀指向了她们。她们赶紧按照要求跑向指定地点。
弘子又看到同来的男人们，在远处，她还看到有房子，但很难说出他们现在的地点，她听到一个男人说这是座兵营。之后，他们提着自己的行李，在士兵的看押下走了两英里。一路上没有其他人，都是士兵。在寒冷的空气中，人人嘴里都呼出哈气。虽然才进九月，但他们感到像是严冬。
“你还好吧？”弘子问一个老太太，她好像是病了。说完后，弘子才从她的目光中发觉她听不懂英语。她又用日语问她，老太太点点头，有些呼吸急促，她告诉弘子说她有两个儿子加入了日本军队，在美国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她儿子已在一周前被迁往曼滋那，她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带她一起去那儿。她似乎病了，但她一点也不抱怨。弘子好心地拿过她的箱子，帮她提着。
他们走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达一幢大楼。有些妇女很愚蠢地穿着高跟鞋，有些人上了岁数，走不快。男人们已经早到了，他们排着长队，在青年士兵的押解下快步如飞，而上了岁数的老人就只能勉强地跟在后面，但刺刀不会让他们掉队。
进入大楼后，弘子就看不到那些男人了。她们被告知要在这儿等待审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们都被认为是“高度危险”的人。她们将在这里一直等到自己的身份被重新确认。上尉的讲话简短、严厉。之后，她们被送进牢房。她们带来的有标签的行李被没收。当卫兵递给她犯人的号服并告诉她换衣服时，弘子感到十分吃惊。
她们再一次失去隐私，不得不在士兵的目光监视下换衣服。她蹲下身子，换上发给她的难看的号服，她极力控制自己难堪的感情。号服太大了，她和其他两人一起走向牢房时，就像是个小女孩。
牢房里有三张铁床，上面铺着草垫，在角落处有一个无遮挡的便池，窗户上装有铁条。太阳升起时，弘子站在窗前，绝望地看着外面，她不相信还有自己的生活，或再拥有自由，不相信还能再看到彼得。她转过身时，发现另外两人都在哭泣。她没有说话，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床上，目光凝视着窗外的群山。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还会被送到哪儿。这是她的归宿。
以后的三周里，她们每日三餐，伙食很差，但至少还是新鲜的。她们中没有人再出现在坦弗兰时的肚子痛。弘子感到好多了，她睡得很多，她下意识地将床上的垫子编成日本式的草垫。她还将能找到的一些小纸片折成纸鹤。同室的另一个妇女找到一些线，她们将弘子的纸鹤挂在窗前。
已经进入十月份，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谁也不知道自己或别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弘子听说男人中有人自杀，但妇女们似乎更能忍受自己的命运。多数人都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监狱。终于，一天，弘子被提审。
他们想了解她弟弟在日本的情况，想知道弘子是否有他的消息，她弟弟是否在战争开始后寄过信来，她是否知道他在日本空军中的地位。这些问题很容易回答，她不知道他在哪儿、干什么；唯一的消息是她父亲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通过领事馆转给她的。她父亲说裕二参加了空军，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她告诉他们裕二的名字、年龄，还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他。但她也想象不出他们怎么能做到不伤害他，两国在交战，他在日本空军服役，很难和他有接触。
他们问她父亲的情况，想知道他在大学教什么，他是否有激进的想法，或是否参与任何政府事务。她微笑着回答他们，他是个梦想者，他的想法有时甚至比他的许多同事都更加超前。但他不是激进分子，不介入政治。她将他描述为一个和蔼的人，一个对古代和现代史都非常感兴趣的人。她父亲的确如此。
他们又强迫她谈谈武雄的情况，以及弘子对他的行为、他的朋友、他的政治思想的了解。她说，据她所知，他只是个教师，是个好人，忠于家庭，她没有听到过武雄有任何反对美国的思想和话语。她强调说他一直想成为美国公民，他自己实际上认为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
经过几天的审讯后，终于有一天，她早已想到他们会的，他们问起了彼得。她唯一担心的是怕他们听说或发现在坦弗兰那个小小的婚礼。她知道即便是那个象征性的、没有经过这个州批准的仪式也会给他造成麻烦。
她说他们是朋友，因为他是武雄的助手，常到武雄家来，她和彼得是这样相识的。她没有过多介绍，他们也没问。他们想知道她是否收到过他的来信。他们知道他来过信，并将他的每一封信都做了记录。她回答说收到过，但所有的信都被审查过。她说他的最后一次来信是在他离开新泽西的迪克斯要塞时写的，他说他将被派往英国，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部队中服役，但从此后，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们将她的回答都做了记录。审问她的是两个年轻军官，他们不止一次点头，肯定她的回答。她讲的都是实话，无虚假内容，神情镇静。
“你想回日本吗？”
“我父亲希望我留在美国。”她轻轻地，十分小心地回答问题。此时，她已经不再害怕是否会被遣返，或被处决，她只想不玷污家庭的名誉，不伤害彼得。
“他为什么要你留在美国？”他们对她的回答突然很感兴趣，问到了事情的实质，不兜圈子，直截了当。
“他给我表叔来信，认为我在这儿更安全，希望我能完成学业。”
“你在哪儿学习？”他们看上去有些惊奇。他们以为她是个佣人，或是个农民，但她已经习惯于这种看法。
“我在圣安德鲁学院学习。”
他们马上记了下来。
“那么，你想回日本吗？”他们的口气似乎是说如果她有这种想法，他们就会送她回日本一样。但她不想回去。他们曾提出过将那些愿意返回的人送回日本，还允许那些已经加入国籍的人放弃美国国籍，送他们回到从未到过的日本。战时重新安置局也提出要给他们在战时军工厂安置工作，但多数人不接受，他们害怕被送往陌生的地区，害怕在那些工厂工作，怕会受到折磨。在集中营生活似乎好些，他们在那儿有熟人或亲属。
“我希望能留在美国，”她平静，但很坚定地说，“我不想回日本。”
“为什么？”他们追问。虽然他们在互相开玩笑时说过她多么漂亮，但仍怀疑她。她有着十分吸引人的气质，有一种令人感到不凡的举止。
“如果可能，我想帮助住在美国的亲戚。”她还想说她留在这儿的目的也是因为她有了彼得，但她没有说。她说她热爱美国，这是真心话，尽管她们被重新安置，她还是有许多理由认为她的确热爱这个国家。她还提到，她留在美国是她父亲的愿望，她要服从他的意愿。
后来，他们又回到彼得的问题上来。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彼得这么频繁地到坦弗兰来看他们，他们已将他到坦弗兰的事实记录在案，去过几次，每次多长时间。幸运的是，他们不知道每次彼得和弘子在一起时都干什么。联邦调查局已经在集中营那儿，在彼得去参军时，问过他好多问题，他们对他的回答很满意。
弘子和彼得的回答完全一样。
“彼得要在参军前和我叔叔一起完成他的工作，他要批改很多论文，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完成。彼得曾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的主任，我的叔叔以前是他的上司，”他们知道这些，点点头。“所以，他有很多东西要教给彼得。”
“他到那儿也是为了看你吗？”她没有否认，但也没有给他们多余的信息。
“可能，但我们接触的时间很短，他和我叔叔的工作很多。”
他们点点头。在一周里，他们反复向她提出这些问题，问她是否忠诚于美国，或忠诚于日本。她说她没有政治观点，她仅为两国开战而伤心。对她来说，她没有明显忠诚于哪个国家的界限。她热爱她的国家，也热爱她的家庭，但作为一个女人，她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加入任何军队。
她回答问题时镇静、自如、简洁、直接。一周后，他们将她的衣服、箱子和标签都还给她。她不知道将会被送到哪儿去，她的回答是否过关，或哪个地方做的不对，这是否意味着再次迁移或被处决。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是自由。她会离开这个地方，被送往另一个地方。她和同牢房的人简单地告别，祝她们好运，然后被叫到外面去换衣服。她十分消瘦，但比来这儿时的一个月前要好多了。在监狱的一个月期间，她没有得到表亲的任何消息。
她和六名妇女、很多男人一起被送到大门外，她听到有人将他们说成是“忠诚者”。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走过一条狭窄、长长的路，来到一座破旧不堪的兵营。这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集中营，也可能是她曾经住过的同一个地方。他们进入铁丝网围着的区域时，她看到站在塔楼上执行警戒任务的卫兵，也看到四处活动的人们和玩耍的孩子，看到人们在楼间的土道上手拉手散步，到处都有生机和活力，人们在微笑，孩子们在快活地玩耍。这儿很像坦弗兰，但人数比那儿多一倍，而且一切井然有序。弘子环顾四周，松了口气。一个卫兵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着她的号码，还有一个表明她住房的号码。她被安排在14C，她不知道将和谁住在一起。
“房子在你右边第三排，在学校附近。”卫兵自愿给她指路。
突然间，她感到自己已经通过了某种测试，已经进入到另一个层次。大概不会被遣返，不会被枪决。男人们对这种变化很认真，他们交头接耳，互相询问着得不到答案的问题。这儿一切都很神秘，就像自珍珠港事件以来他们被迁到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
她离开大家，沿着指定的路线走着。没有卫兵，没有同伴。这是她一个多月来第一次独自一人，但感觉却好极了，用不着和别人讲话，不用回答任何问题，只有一个人走在路上。她知道卫兵在塔楼上监视着她，到处都是铁丝围栏，但和他们过去的六个月相比，这是自由的感觉。
她看到学校之后，很容易地找到了住房。那儿有一长排破旧的房子，上面标着人们称之为“公寓”的楼号。这儿住着很多大小不同的家庭，每家门前都有标记，还有人挂上了风铃。他们都住在封闭的房子里，不像在坦弗兰时住的马棚。她走着，看到一块写有“图尔湖欢迎你”的标语。一个月来，她第一次知道自己在那儿，但也毫无意义。不过，还不能说一点没有意义，因为她感受到了自由。她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手里抱着一个娃娃。她戴着一顶线帽，穿着一件厚毛衣，情绪低落，孤独地哼着歌，四处张望。她那伤心的样子令弘子难过。但是，当孩子抬起头来时，弘子马上吸了一口气，是苔米。
“弘子！”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