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哪种思考方法？真闷死人也。
——一个国家现代化，必须一个国家国民的思考方法现代化，至少跟物质现代化同时并进，才能产生新的文明。闭着眼睛乱咬，把大牙咬掉都没有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人似乎成了推卸责任的能手。俗曰：“不会切菜怪案板。”不是怪案板不平滑，就是怪案板太平滑，不是怪案板太高，就是怪案板太低，甚至怪案板旁边那个杯子的模样使人心烦，而从不检讨自己其蠢如猪。
历史上更斑斑可考，如履癸先生把夏王朝搞亡，却怪苏妲己女士；子辛先生把商王朝搞亡，却怪施妹喜女士。吴夫差先生把吴王国搞亡，却怪西施女士。高纬先生把北齐帝国搞亡《王弼集校释》。，却怪冯小怜女士。亡国的罪恶全推到女人头上（高级一点的则全推到宰相头上），却从不检讨自己其恶如狼。
读过《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一件事，贾宝玉先生调戏金钏儿女士，被老娘王夫人听到耳朵里，她不怪她儿子混蛋，却翻身而起，照金钏儿女士脸上就是一巴掌，骂曰：“下作娼妇儿，好好儿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明明是贾宝玉先生先动手动脚，要吃胭脂的，结果他阁下反而成了被害的正人君子，被调戏的苦命丫头却被罩上“教坏父们”大帽。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靠“自己对到底”、“别人错到底”，恐怕是难以继续优秀下去的也。
中国电视台曾转播美国的一个专题影集，曰：《日本能，我们为啥不能》。指出日本的生产能力和工作效率，已在世界上坐第一把金交椅。主持人把日本人的优点，一一加以列举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东汉郑玄注：“格，来，再指出的落伍和困落伍可能衰亡的危机。想当初四○年代，日本一切都落在美国之后，把美国当成神仙一样地五体投地，特地从美国请来效率专家莅临指导。到了六○年代，突飞猛进，已爬到美国头上，把美国逼得发疯。记得有一年日本分别在美国和欧洲举办汽车推销大展，洋大人的真牙兼假牙，一齐笑掉。可是不久就再也不掉啦，盖没有时间再掉，汽车工厂成群结队地倒闭，大家都忙着领救济金去啦。
这部专题影集，给我们很多启示。日本人并没有自以为立国比美国早了几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不过“儿子揍老子”，就拒绝向美国学习。美国佬也没有认为日本人“忘本”，蕞尔三岛，重利轻义，就拒绝反转过来向日本学习。有些睡眼朦胧的中国同胞，尿弊得紧，一会喊日本要完啦，一会喊美国要完啦。呜呼，恐怕是很难完。盖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民族也好，只要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确有差劲之处，而不去抱怨别人，一定会有进步——这是一种勇气，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坚强的生命活力。当日本重金礼聘美国效率专家莅临指导时，没人攻击那是崇洋媚外；当美国认为要学日本长处时，也没有攻击那是崇洋媚外。只有做贼胆虚的破落户，才动不动都心惊肉跳。
我们也要问：“日本能，美国能，中国为啥不能？”
荡秋千的两个极端
眼科医生改进
眼科医生的设备，是一件小事。问题是，大事小事，骨肉相连，一颗核子弹击中了纽约，固是大事，可是一下子把贵阁下的眼睛医瞎啦，站在你和你家人的立场，事也小不到哪里去。“大事”乃“小事”的累积，有些酱缸产物，动不动就祭出“那是小事呀”的法宝，用来掩饰包在薄纸里的罪恶，诱人忽略所谓大事的败坏。孔丘先生曰：“德之贼也”，正是此辈。
柏杨先生希望眼科医生都用纸巾和特制的水龙头，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已受过过啦，受一次害，学一次乖物的本来面貌，却是人的认识能力可达到的范围，因而是此，以后不会再蹈覆辙。而且闭口无言，既可明哲保身，等到别人火眼金睛时，又可在一旁拍巴掌欣赏小事，岂不是亦一乐也。所以猛嚷，只是为了后来居上病朋友的利益，也为了医生老爷的利益。盖使我隆重染上结膜炎的那家眼科诊所，在我猛嚷之后，剑已屡及，已作彻底改进，首先采用纸巾，接着破土兴工，改装御腿开关水龙头，而今门庭照样若市。
柏杨先生最近又发现一件“小事”，这小事出在塑胶针头上。我老人家年迈力衰，总是不时地来个百病丛生，前些时闪了尊腰，到附近一家诊所求医，医生老爷开了针药。当时有一排塑胶针头放在药架上，护士小姐却去消毒箱里捞了一个铁针头。我提醒她要用塑胶针头，她冷笑曰：“还不是一样！”这才是怪啦，那当然不一样，如果一样，要塑胶针头干啥？盖普通的滚水沸点，像肝炎肝癌之类的细菌，都杀不了也。有些朋友本来没有肝病的，只因注射过多，竟染上肝病，哀哉。洋大人所以发明塑胶针头，用一次就扔掉，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可怕的传染，怎么会“一样”乎哉。护士小姐被我一吼，悻悻然换上塑胶针头，大概于心不甘，一针下去，痛得我一声惨叫，可敬的屁股仲了一个大包，三天不消。
——吾友张雪菌女士，有一位长期的打针男护士，专门去她贵府注射，已二十年矣。去年（一九七九）张女士中风，半身不遂，卧病在床，注射就更频繁。她是自备塑胶针头的，有一天，忽然发现该男士竟然把它悄悄藏起，而用他自己带的铁针头，不禁大骇，立即驱逐出境，一刀两断。报上也刊登过这类消息，某些诊所把扔到垃圾箱里用过的塑胶针头，拣出来洗洗煮煮，重新使用。一个塑胶针头，能值几钱银子，值得下此毒手？
——拜托读者老爷注意，贵阁下如果面临注射危机，请先观察是不是用的崭新塑胶针头，如果不是，还是老办法发展过程。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的本性，扭头就跑。针筒里的药，不必要啦，留给护士小姐自己打吧。
斑马线安如泰山
斑马线不仅仅是人行道而已，在机械文明突飞猛进的时代，它更代表人性的尊严。有些驾驶朋友，一坐上汽车，就自以为高过行人一等民胞物与北宋张载用语。《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一个人性堕落的死结，只有法律强有力的处罚，才能解开。
守法精神，建立在公正的法律和公正的处罚上。儒家系统的礼让教条，不能单独存在。如果仍坚持德治第一，法治第二，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不但害人，而且害国——交通混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司机先生之横冲直撞，靠礼让去说服，再过五千年仍是老样，甚至变本加厉。举目四顾，数不尽的车辆闯红灯，数不尽的车辆不左右转而占住左右转的车道，数不尽的车辆在飞快超车，都没有受到干预，如果交通还不乱，那才骇人听闻。
仍是一句老话，重罚，公平的重罚，才是药方，而且是唯一的救命药方。
愿中国成为真正的礼让之邦
俗云：“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应该是交流的。而现在的礼，似乎成了单行道——势利眼的狭巷。有一位朋友，多少年来，每月负担的红白帖子费用，几乎使他筋疲力尽，可是前年他儿子结婚时，虽然只请了五十位他过去送过无数礼的朋友，却只来了寥寥无几的客人，门前冷落车马稀，弄得下不了台，盖前年正是他垮台之年也。呜呼，从前人家，都保存着一本祖传老账，凡是红白事送过礼的亲友，一旦也有红白事，一定回报，而现在则是“势在礼义在”矣。
礼义是国民品质的一种自然流露。自敝大作出笼，不断有人大怒。我想，就是把肝肠怒得寸断都没有用，搬经典古书也没有用，大人物登台讲演，唾沫横飞更没有用。中国是不是礼义之邦，不能用文字言论证明，只能用行为证明。日本也好，欧美也好，新加坡也好，虽然深更半夜，寂无一人，红灯亮时，都会停车。而台北朋友，光天化日之下，却乱闯不误。要说中国是礼义之邦，打死我也不信。
——其实这是口满的话，只要打个半死，我就信啦，盖疼痛难忍，不信不行。
吾友戴德巍先生，碧眼黄发英国佬也，在东海大学堂当教习。有一次问他到中国来第一件印象最深的事是啥，他曰：“排队。”他对中国人的不尊重排队，着实失惊打怪了一阵（现在见怪不怪，已不再动心矣）。他认为排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竿，比尊重斑马线更明显的标竿。他最大惑不解的是，中国虽然也有排队，但一旦目标物出现，好比说，公共汽车来啦，立刻天下大乱，挤成一团，真不知道当初排队干啥。他曰：“即令非洲内陆的野蛮部落，也不容易找出这种奇景。”但使他饱受教训的却是“插队”：洋大人排队，人与人之间，有一段距离，遇到商店门口或车辆出入通道，会自动中断，越过再排；中国式排除却像一连串热情如火的恋人，前胸紧挨后背，连蚊子都飞不进去。他来台北之初，不知道入境随俗，于是，不久就有一个家伙面不改色地插了进去，以后屡试不爽。
愿大家祛除虚骄，不再装葱装蒜
中国人在酱缸里酱得太久的缘故，思考方法和教育方法，都受到扭曲，以致知性不能发展，而只能用感性肯定自己。大多数人的心智，都无法成熟，心理状态像荡秋千一样，趋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自傲，另一个极端是自卑。别人还没有赞扬三句话，立刻就膨胀起来，小虫变成了恐龙。别人偶尔面露冷笑，也立刻汗流浃背，简直不敢承认自己还能呼吸，还能活着。
自傲是一种自己欺骗自己，兼欺骗别人的伎俩，结果飞到云端，一团虚骄，高估自己的分量。一些对国际形势近乎白痴的朋友，竟然大写国际形势的文章，一些即令在台北也只圈里少数人知道的家伙，竟然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敬仰他。一些对西洋文化一知半解的老头小娃，竟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盖过全球，嗟夫。
自卑同样是自己欺骗自己，兼欺骗别人的伎俩，盖自傲和自卑是一个物体的两面——自傲是顾影自喜，自卑是顾影自惭。因为自傲，便生出恐龙嘴脸，两个自卑，就成了软面条。所以，如何使心理上的秋千稳定下来，从两个极端，归于平衡——自尊，应是最重要的课题。
自尊是一个健康民族的健康心理状态，也是最高贵的国民品质。自尊不是自傲，更不虚骄，不是自卑，更不是婢膝奴颜，而是用自己做出来的事攫聚尊重，不是靠做出来的姿态。自尊是一种欣赏别人的人格、见解和生活方式的修养，也是治疗恐龙型人物或软面条型人和的良物。当然，用巨棒把恐龙和软面条，活活打烂，更能大快人心。不过，那只是个人的灾祸，而不是国家之福。一个国家里，如果到处都躺着被巨棒打烂了的恐龙尸体和狼藉面条，元气就丧尽矣
千言万语只一愿
愿中国人认真
今年（一九八○）二月初，报上有一则新闻曰：
高雄讯：为了三两红糖，妇人赵庭芳远从高雄县燕巢乡赶到高雄地方法院检察处，控告杂货店商人赵凤山涉嫌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以罪证不足，判处不起诉处分。告诉人赵庭芳控称，她于去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十四日，教儿子到赵凤山所经营的凤业商店（燕巢乡深水村）购买红糖，回来后觉得分量较少，遂至另一商店称量后，发现少了三两。她再到赵凤山店里理论，赵某不承认偷斤减两，反谓系其子于途中偷吃。她返家后再问其子是否偷吃，儿子坚决否认。她气愤不过，乃到派出所控告。警员认为如此小事，不宜兴讼，遂来劝解。最后赵凤山拿出一千元请客，但是本人却不出面。告诉人赵庭芳认为赵老板此举缺乏诚意，日前气冲冲地坐车到高雄地检处按铃申告，控告赵凤山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认为赵凤山应不会只为价值二元的三两红糖诈欺，且红糖已开封，无法证明短少是谁搞鬼，因而判定不起诉处分。
不久，某报的“小评”老爷，就给这位女主角赵庭芳女士，上了一课“小事学”，课题是“小题大作”，课文曰：
高雄最近发生了一件讼案，导因于顾客在商店中购买一斤红糖，回家过秤，发现少了三两，她不甘损失这两元两角，向店家理论，店家认为糖包业已拆开，可能买糖的孩子在途中取食，但店家还是愿意以一千元请客道歉，她却拒绝，向法院告上一状。这官司虽经检察官裁定不予起诉，但已劳师动众，耗费了自己的精力不算，还耗费了警方与法院的精力。我们是法治国家，法院是裁判是非曲直的地方。但为了三两红糖的争执便上法院打官司，毕竟于法虽合，而于情欠妥。假如这种三言两语便可解决的小事，都要通过法院判断，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