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哭了半个月。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睡了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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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市武定门老虎头新路口五号，两个欢乐、团圆、和平的家庭毁灭了！
日本侵略者毁灭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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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对话（1）
失去了儿女的杨余氏（中国南京）：
日本兵打南京时，我有七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还不满周岁。当时，我自己养六个，三男三女。还有一个女儿交给我在伟子街的弟弟家寄养。
日本兵进了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居家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一起躲进了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
哪里晓得躲不住，给日本兵看见了。他们先用机枪朝洞里面扫，后来又对准防空洞火烧烟熏。等日本兵走后，可怜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家的女孩子，统统被杀害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跑出来。
我又急又怕，慌忙抱了一条被子，连夜跑到伟子街我弟弟家里。后来寄养在弟弟家的那个女儿也病死了，可怜啊，我七个孩子一个都不剩！如今老了身边没有一个人！苦啊！
日本人分县铃木智子：
南京大屠杀是多么悲惨啊！我的祖父也在南京、上海打过仗，他经常给我讲那时的情景，他好像也杀害过几个中国人，还讲那时战争就是以战斗为乐趣的。
作为人，接受了强制的教育，就失去了自己的人性吗？常听见他们说这是为了国家、为了祖国等等。我想，那也不能轻视人的生命。
我不仅为我们的祖先所作所为感到耻辱，而且要承认这些事实，认真地自我反省，并且把这些事实告诉给我们的子孙。我不仅要祈祷世界和平，而且要自觉地为世界和平尽力。
失去了丈夫的邓明霞（中国南京）：
我本来姓刘，我丈夫邓荣贵被日本兵打死了，公公婆婆没有孩子，我就姓了邓，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我为邓家守寡，守了五十年了！
不瞒你说，我命苦哇！我男人死时我才二十一岁，女儿小华还不到一岁，今年她五十了！我吃了五十年的苦啊！
荣贵什么样子？喏，我女儿像他，高高的，黑黑的，脸长长的，双眼皮。他剃平顶头，是在船上烧火的，平常穿短褂，进难民区时穿我哥的一件皮袍子，外面罩着黑大褂，脚穿布棉鞋，头戴灰礼帽。我的男人嘛，我怎么会忘记！一生一世都记得！
那天是冬月十四，我们躲在山西路难民区，就是现在军人俱乐部里面。一早，我妈烧了一桶汤饭。正要吃，日本兵大批到了，把铁栅栏门一关，大声喊：“都出来！都出来！”
出来后，有个像汉奸的人叫：“男的女的分开站！”
荣贵手里抱着小华，他不肯离开我们母女两个。但日本兵拿着刺刀和大木棍在赶，他只好把孩子交给我。这时，三挺机枪堵着大铁门，日本兵在男人堆里挑出二三十岁的人另外站队，先看头上有没有帽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年纪老的不抓，太小的也不抓，站出了好几百人。可怜我荣贵那年三十五岁，他是最后一个拉过去的，他不肯去，是用枪打着走的。有一个老太婆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老爷，老爷，我三个儿子留一个给我！”日本人马上就是一枪，老太婆倒在地上了！我吓得动都不敢动。
过了一会，大门旁开了个小边门，拉出来的几百个男人被枪赶着押走了。荣贵看着我，我叫他喊他。出铁门时，他还回过头来叫了我一声，我手里抱着小华，哭着叫着，一直到他的那顶灰色的礼帽看不见为止。
这是上午十点钟的样子，难民区里老子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小孩哭爸爸，一片凄凉！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说：“不要哭，抓伕去了，到城门口抬死尸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这一说哭声小了一些，可是到了晚上有人来说：“拖出去的人都用绳子拴着，在大方巷的水塘里用机枪扫死了！”这一讲又使多少人伤心得大哭起来。日本人的皮靴响了，我们连忙捂住嘴，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我不死心，我总盼望荣贵是抓伕去的，他总会回来的。可天天盼，月月盼，他没有回来。他死了，连个坟都没有。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给他留了套衣服，想买个棺材，招魂入墓留个坟。衣服是白斜纹衬衣、中山装、西装裤。可回到堂子街的家里，房子全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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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对话（2）
我们孤儿寡母可苦了，为了活命，我抱着小孩纺纱，一天挣二三角钱。后来没得纺了，我就拾柴火、挖野菜，去当佣人给人家洗衣做饭，做了四年没得做了，又典当衣服去跑买卖贩香烟，可怜在车站上叫鬼子揍了我几棍子，疼得站不起来。我是天天眼泪拌野菜过日子，小孩吃包谷糊拉肚子，拉虫子，人又瘦又黄。长到三四岁了，跟着别的小孩去拾柴火。有一次走丢了，天昏沉沉的要下雷阵雨，我急得哭老天。亏得碰上了挑桶卖酸菜的老伯伯，老人家心眼好，抱着小华送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两块饼。我想报答报答人家，可身上没有一文钱，只好母女俩跪下来，给老人家磕了头！
年逾古稀的邓明霞大娘流着泪对我诉说她的苦难的时候，她的相依为命的女儿回来了。她朝我点点头。她今年五十岁，是一位人民教师。
她看见满头白发的母亲满脸泪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从桌子上拿起我的采访介绍信看了一遍，突然随手一扬，怒气横生：
“不要讲了！讲什么？我们人给他们杀了！房子给他们烧了！东西给他们抢了，我们还有什么？……苦了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不要他们赔偿损失？我们就这么贱？！我们三代四个人就住在这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
她没有得到过父爱，她苦了五十年，她在倾倒心中的苦水！
日本宫崎县沼田昌美：
人类侵害人类最大的罪过就是战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为什么非要用战争来凝视着死亡？到底是什么把人类变到这样地步？我坦白地说，尽管同样是日本人，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不能叫做人，那只是在战争中活着的动物。一九三七年并不那么久远，为什么会发生那样重大的事件呢？但事实就是事实，无论如何谢罪，历史永远要冷静地正视这件事情。
失去了妻子的薛世金（中国南京）：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到白下路德昌机器厂当学徒。日本人打进南京时，我已满师了，结婚才几个月。我老婆叫潘秀英，十七岁，圆圆的脸，大眼睛，个子高高的，不太胖，人雪白干净，蛮漂亮的，她老子是和记洋行看大门的。
我叫师傅一起躲到难民区去，他近六十岁了。他说：“我见过的事情多了，日本人不会杀老百姓的。”我带着母亲和老婆从武学园家里到了难民区，一看人很多，我想，我们家门口有躲日本飞机的防空洞。能躲飞机的洞，难道躲不了日本兵？我说：“这不受罪吗？回家吧！”
我把母亲和老婆在地洞里安顿好，就到厂里去看师傅。师傅被日本人打了七枪，死了。我们几个徒弟把他埋在中华门外。我刚到家，与秀英没有说几句话，日本兵叽哩哇啦的来了，我连忙叫她和母亲钻进地洞。我在上面又盖了一些杂草，再躲进后院的小屋角落里。
日本兵一进来到处翻腾。他们用刺刀挑开杂草后发现了地洞，就又是叫喊又是开枪，逼洞里人出来。我母亲刚出洞口，脚还没站稳，日本兵举起东洋刀，一刀把我母亲的头砍下了。秀英一见婆婆这个光景，吓得哆哆嗦嗦，日本兵吼着催她爬上来，她胆颤心惊地一出洞里，日本兵也是一刀。这一刀砍在脖子左边，她当时流着血昏倒在地上了。
日本兵一走，我急忙跑到前院，只见六十三岁的老母亲身子在门口，头滚出一丈多远！秀英也倒在门口，她的短发和士林蓝褂子上都是血。我抱着她叫她喊她，她醒来就喊我：“世金，世金，我不行了。”
我连忙把她抱到房里，她用手捂着脖子喊疼。我先出去把母亲的头捧回来放在蒲包里。又请邻居和师弟金子成帮忙，把秀英抬到鼓楼医院。
我急忙回家准备收殓母亲，不料半路上碰到两个日本兵，用棍子捣我，叫我在前面走，一直走到水西门的一家当铺里，里面关了一百多人，关了两三天，叫我们往芜湖抬东西，叫我拉黄包车。过了八天才放回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去看秀英，秀英不会讲话了，大眼睛里亮晶晶的，含着泪水，直盯盯地看着我。她流产了，她有三个月的身孕。医生端着盆子给我看肉滚滚又血淋淋的我们的孩子，我痛心得呜呜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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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对话（3）
我的母亲是带血掩埋的。血海深仇！过了几天，秀英也死了，日本兵的这一刀砍了她左边半个脖子，刀锋割到她的喉咙口！
我跑回空荡荡的家里哭了一整天。我的娘啊！我的秀英啊！
日本爱媛县宫崎修至：
我是人，就要想事。但是如果想杀人的事那就不是人。我有一点力气，但如果用这点力气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宁愿不要力气。我不能允许用智慧和力量去残害人的身心。真是可悲啊，我们就是在南京挥舞军刀实施暴力的日本人的子孙，决不能忘记！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祈祷，不要这种智慧和力量。
祈祷亡灵们冥福！祈祷没有一切战争！
阿弥陀佛！
失去了父母的姜根福（中国南京）：
你来了三趟了？我在船上上班。来采访我的人很多，我是苦出身，我一家的苦难可以写一部书，大小九个人只剩下我们弟兄两个，两个孤儿！
从日本兵来讲起，好不好？我父亲徐长福是给马福记元大公司的小火轮拖船的。我母亲是摆跳板的，就是给岸上的人来河里淘米洗菜铺一块跳板，给一个铜板一把米，这行当现在没有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吧。我兄弟姐妹有七个，大姐姐早给了人家，一家还有八个，天天吃豆腐渣、米糠、大麦面、菜皮子，包谷面算是好的了。
日本人进了南京，我们一家上了自己的一条破小划子，下关乱，就顺着惠民河往上到水西门、三汊河方向去。到了石梁柱，划子漏水了，头、尾和中舱都漏，二姐三姐拼命刮水，刮的没得漏的快，父亲说“不行了”。他赶紧把我们一个一个抱上了岸，只抢出来一条破被子，小划子就沉了。
天黑了，父母带着我们摸到一个村庄，有七八户人家，人一个也没有，都躲日本人跑了，我们不敢住。又走到一个村庄，有十多户人家，全是空房，也都跑了。父亲带我们到江滩边的芦柴窝内躲起来。父亲带二姐三姐在一处，母亲带我们弟兄四个在一处，相隔几十公尺。那时，小弟弟才几个月，母亲没有奶水，他饿得直哭。那天夜里，圩堤上过日本兵，圩堤高，我们在堤下洼地里。日本兵手电到处照，照到我们了。十几个人下来了，好几个鬼子拉着我母亲要污辱她，我母亲死死抱着小弟弟挣扎。一个日本兵从我母亲怀里夺过小弟弟，活活地摔死了，母亲扑上去抱起来，日本兵打了两枪。我母亲和小弟弟都死了。
我们不敢哭，父亲也不敢过来，直到日本兵走了蛮长时间，天快亮了，父亲和姐姐才过来，全家都哭了。父亲去村子里找几块板钉棺材了，我们看着母亲，她很瘦，尖下巴，梳一个巴巴头，穿黑棉袄，棉袄的大襟、肩头和两肘有四块补丁。大襟上都是粘糊糊的血。父亲把母亲和小弟弟装进一个门板钉成的木盒子，木盒子放在圩堤上。父亲带着我们仍然躲在芦柴窝里。过了两天的下午，日本人又在圩堤上过队伍，他们看见了我父亲，就抓着他走了，叫他扛东西，一走没有音讯。
二姐带我们了，还有一点小划子里带来的豆腐渣吃。又过了两天，中午的时候，二姐正想给我们搞饭吃，圩堤上又来了日本兵。我们都不敢吭气。可日本人看见我们了，二姐往塘边跑，好几个日本人撵，撵到现在河运学校那个地方被抓住了。二姐那年十三岁，日本人扒她的衣服要污辱，二姐死活不干，还打了日本人一个嘴巴子。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兵抽出长刀，把我二姐的头劈成两半！我们在芦柴窝里看到的。日本兵走后，我们跑过去看二姐，她躺在堤上，身上穿着破得不得了的一件黑底小暗花棉衣，是人家给我们的。二姐对我很好，她去帮人家剥蚕豆，一天挣几个铜板，回来总要买一个烧饼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分分吃。现在她只有半